1985年，《科学》杂志在创刊70周年的年头再度复刊。“七十年中，她一共出版了36卷，前32卷基本上是每月一期，这一本本《科学》杂志，是近代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记录，它为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”该刊主编周光召在“复刊词”中如是说（《科学》1985年37卷1期）。在这一期“复刊号”里，辟有“科学社与《科学》”专栏，刊发了“尚健在的创办者章元善先生的回忆，及两位前主编刘咸、张孟闻的文章，这些都是珍贵的史料”。
“科学源流”是《科学》杂志1986年38卷2期新辟的一个栏目，用编者的话来说，“它也许可以看成是‘科学社与《科学》’栏的扩大。中国的科学，世界的科学，都源远流长，有许多内容值得记叙与介绍。我们期望亲身经历者提笔介绍与科学的发展、传播、交流有关的史实，也欢迎科学史研究者撰文介绍科学源流中的一点一滴。”可能为了体现“一点一滴”之意，该栏目刊发的第一篇文章“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者——利玛窦”的标题之上，有一个小小的图标“一滴水”。
很明显，虽为“一滴水”，同类科普刊物不多见的“科学源流”这一栏目，实际上却是难得的一个科学史专栏。果然，编者在1993年45卷1期开篇的一番“自我介绍”中，将此种旨趣披露无遗：“科学源流，在科学文化广泛意义上的科学史栏目。论古近中外，谈事件人物，以近为主，旨在溯源畅流。”此期该栏目刊发的卞毓麟的文章“科学与大众沟通的桥梁——阿西莫夫的科普科幻作品”，其主标题岂非正是《科学》杂志85年之写照！
《科学》杂志从来不忘本。在1995年1月纪念《科学》创刊80周年之际，除了刊发4篇“特稿”外，“科学源流”特辟“栏中栏”——“我与《科学》”，发表了“贵州浙大的科学社活动”、“清华的科学社活动”、“《科学》对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贡献”等文，此为该刊1994年发起的“我与《科学》”征文活动的结果。
从“谈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源与流”（1998年50卷6期）到“爱因斯坦在上海”（1999年51卷4期），从“夸克的起源”（1994年46卷4期）、“‘物理学’名称考源”（1998年50卷1期）到“量子力学诠释的世纪之争”（1996年48卷1期）、“普朗克与量子概念”（2000年52卷2期），从“杨杏佛与中国科学事业”（1986年38卷）、“茅盾与科普散文”（1998年50卷4期）到“陈景润与哥德巴赫猜想”（1996年48卷5期）、“吴大猷与中国物理学”（2000年52卷4期），从“竺可桢的科学、教育活动”、“闻名遐迩的李约瑟研究所”（1990年42卷2期）到“细推物理须行乐——李政道教授生涯五十载”（1996年48卷6期）、“化学大师鲍林”（1997年49卷5期），从“《科学》杂志与新文学革命”（1997年49卷5期）到“中国科学社与‘科玄之争’”、“世纪之交话转折”（1999年51卷3期），从“海王星谈往”（1996年48卷3期）到“漫漫北极路”（1997年49卷4期），从“数学科学百年回顾”（1999年51卷1期）、“几何动力学观念的确立和升华——时空物理百年回顾”（1999年51卷2期）到“海洋石油开发百年回顾”（1999年51卷3期），“科学源流”栏目已从“一点一滴”汇集成“江河大川”，滋润了多少学子的心田。
特别是，从“我与布拉施克、卡当、韦尔三位大师的关系”（陈省身，1986年38卷），“回忆杨武之———陈省身教授访谈录”（1997年49卷1期），“陈省身与南开数学图书馆”（1998年50卷5期），到“回归故乡，寄望南开——陈省身访谈录”（2000年52卷4期），“科学源流”栏目为我们勾勒了陈省身的漫漫心路。
“阅读科学史使我们产生一种犹如登山般的振奋之情……我相信，不久，在写作一般通史的时候，科学史将不再被禁锢在某个冷僻的角落，而成为历史画面的中心。难道科学不是进化的最有力量的因素吗？”著名科学史家萨顿如是说。“科学源流”栏目曾经刊发“《科学》的科学史价值”一文（1993年45卷6期），文中指出：“学术界过去对《科学》的研究很不够，没有充分发掘它的真实价值，因而无法使之在学术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”我们认为，考察“科学源流”和《科学》的源流，乃至中国科学和世界科学的源流，不但有发掘价值之功，更有鉴往知来之效。
